股市维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只有空谈式的言论，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面世。从7月2日新华社发表《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到18日再发《让股市发现资产的真正价格》的评论文章，新华社16天内连发了“四道金牌”；而《人民日报》亦破天荒地用一整版发表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文章，实属罕见；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表示要维护市场的稳定。

    尽管如此，A股市场仍然是维而不稳。投资者人气涣散，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有的却是一见风吹草动，股指呈现出暴涨或暴跌的走势。

    在A股市场短暂的历史上，言论式的维稳并不鲜见。囿于其时市场的不成熟，也因为A股市场诞生时间不长，这些言论式的维稳在特定的时期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如今毕竟不同的，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投资者更趋于理性，言论式的维稳已经大失功效。市场更看重的，是监管层能够拿出哪些含“金”量高的措施出来。

    其实，证监会4月20日晚颁布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4月23日晚，财政部宣布降低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这些应该是监管层的无奈之举。而在更大程度上，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与降低印花税等，都脱离不了纠偏式维稳的范畴。况且，两大举措并没有真正达到维稳的目的。

    但话说回来，如果言论式的维稳真的能够立竿见影，至少更加证明了A股市场及其投资者极不成熟。也正是由于市场逐渐走向理性，近期以来诸多空谈式的维稳才会消失于无形。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也是市场的一大进步。

    在维护市场稳定问题上，或许境外市场的做法值得国内监管层借鉴。如越南市场的停止新股IPO、再融资以及平准基金入市干预；巴基斯坦市场的犹如“只许涨不许跌”的涨跌停板制度；还有如美国政府的注资以及禁止沽空金融股等，均对其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自创出新低以来，越南股市已反弹30%，巴基斯坦股市结束了连阴的走势，美国股市亦出现了反弹。并且，由于越南市场的强劲反弹，让曾经“屈居”全球股市跌幅第二的A股市场一跃成为最“熊”的市场。

    今年以来，股指暴跌，从历史最高点算起跌幅高达58%，市值损失十数万亿计，投资者的损失惨不忍睹，此时，作为仍然还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所谓的“市场化”调节显然已无能为力，需要的是政策上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稳。因此，抛弃空谈式的维稳言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股市，才是其中的唯一选择。

    而且，经过大幅下跌之后，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趋合理，平均市盈率已大幅降低，沪深300指数样本股6月底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仅15.8倍，比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17.4倍的近50年的平均市盈率还要低。而来自基金的数据显示，基金手中持有的资金高达4760亿元，是一个强大的潜在做多力量。在百年奥运来临之际，监管层如果能够真正为市场着想，为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着想，出台操作性强的维稳措施，定能收到星火燎原的效果。

    但这并不等于说，A股市场在个别方面不能率先接轨。在四年多的大熊市期间，以香港H股市场为参照，亦有为数不少的A股与其H股出现价格倒挂现象，如其时的中兴通讯等。在A股价格整体高出H股价格一大截的背景下，A股H股价格倒挂确实形成了市场上一道的“风景”。

    股改之后的大牛市行情，随着股指的不断攀升，股价泡沫也越吹越大。6000点之上两市的平均市盈率最高时曾超过70倍，已经刷新了2001年2245点时的纪录。泡沫被吹大后，定然存在价值回归的过程。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所言，凡是一个经历过泡沫的股市，在出现市场纠正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反向泡沫。而在股指上摸6124点之后，亦预示着挤泡沫过程的开始。

    挤泡沫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股指跌幅高达58%，今年以来出现近15万亿的市值缩水，个股股价也是跌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号称市场“三驾马车”之一的金融股，股价更是与H股实现了真正的接轨。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收盘，由6只银行股、2家保险股组成的“A+H”股金融板块绝大多数已实现股价接轨。8只金融股中，4只股票A股股价低于H股，2只股价极为接近。其中，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这两大保险股的A股股价曾高出H股股价一倍多，在其顺利实现接轨后已风光不再，而招商银行“A+H”股股价倒挂则最为严重。

    在经历了暴跌的“洗礼”之后，整个市场的股价大幅“贬值”，估值更趋合理，也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价值，而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甚至还低于美国标准普尔500，国内市场金融股股价与H股的接轨就是在此种情形下发生的。

    问题在于，作为“A+H”股上市公司，其股价到底应该谁跟谁接轨？进一步讲，在A股与H股两个市场中，谁跟谁接轨才更能体现出上市公司的合理估值？

    目前我们所说的股价接轨，基本上都是以香港H股为参照。同一家上市公司，在A股与H股两个不同的市场中存在不同的估值，绝大多数情况下，A股股价明显高出H股，只有出现大熊市或暴跌时，少数A股股价才会低于其H股。

    不容回避的是，H股市场中容纳着更多的国际资金，亦有诸多国际著名的大投行混迹于其中。这些国际大投行以其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以及巨额资金，几乎左右着H股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H股的定价权被境外资金所控制。如果我们生硬地在股价方面与H股市场接轨，毫无疑问，A股市场将丧失自身的定价权。

    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A股市场虽然还没有大范围地对外开放，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积累，目前已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前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也意味着，A股市场必须拥有自己的定价权，而不是总被H股市场牵着鼻子走。况且，近几年来，国内GDP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高速发展的宏观经济要求A股能有更高的估值，也能支撑这种较高的估值水平。

    当然，A股市场需要在制度建设等方面与成熟市场接轨，但在股价的定价权方面，却不能失手于人，不能总是拿H股市场来说事，否则，A股市场将无形中变成了H股市场的“影子”市场，而这恐怕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日前，深交所网站发布了一份题为《深交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分析》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深交所上市公司研究小组详细分析了2005年到2007年深市上市公司高官薪酬情况。报告指出，从整体情况看来，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增幅明显高于GDP增速。从2005年到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薪酬增幅达50%。报告认为，高管薪酬的涨幅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整体上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增长过快；二是薪酬制度设计还没有完全体现风险和收益对等的原则；三是高管薪酬呈现“官本位”化趋势，高管薪酬“市场化”不够全面。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增幅高于GDP，如果是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并且能够给予投资者合理的回报，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上市公司只为了高管“腰包”，却没有顾及到投资者的“腰包”。

    来自沪深所有上市公司2007年度报告显示，去年沪市共有487家公司提出了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占已披露总数的56.5%。深市方面，主板公司中共有214家提出了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占已披露年报公司总数的43.94%。在225家中小板公司中，187家公司（占83%）提出了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总体而言，沪深所有上市公司中，有888家提出了分配方案，占比为56.42%，这还包括了那些仅仅只是“意思意思”一下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是“白板”。与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齐涨”相比，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

    应该说，深交所关于高管新酬的报告不仅只具有个性的特征，更是整个市场上市公司的真实写照。在高管薪酬“齐涨”的背景下，却仍然有某些“铁公鸡”长期坚持不分红，其无论是中报还是年报，往往都以“不分配、不转增”来搪塞投资者。中国股市诞生十八年来，也只造就了佛山照明这样一只“现金奶牛”，从中凸显出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以及回报投资者的意识薄弱。

    在上市公司分红方面，岷江水电更像一面“镜子”。今年的汶川大地震，处于震中的岷江水电损失惨重。岷江水电的公告显示，以账面价值为基础，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预计为26883万元，并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公司电站、变电站及线路等资产的受损情况。就是这样一家急需资金进行灾后重建的上市公司，为了履行当初的股改承诺，决定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40 元(含税)，共计需派发现金红利7058万元。

    7058万元对于急需灾后重建的岷江水电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使上市公司不分红或缓期实施，相信也能够得到其投资者的理解与支持，但岷江水电兑现了承诺。事实上，也是为投资者的回报着想。

    在岷江水电面前，那些只为自己腰包丝毫不顾投资者回报的高管应该感到汗颜，更让那些只想着“圈钱”而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汗颜。既然没有能力回报投资者，就别滥竽充数般地上市。

    其实，关于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问题一直遭到市场的诟病。而在高管薪酬涨幅超过GDP的现实面前，亦让我们认识到了某些上市公司高管的卑鄙与无耻。投资者利益无小事，如果每家上市公司都只着眼于其高管的利益，国内证券市场也就无奈变成了“圈钱”的场所而已，也只能发挥出它的“融资”功能。

    因此，有必要规范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除了制定措施强制上市公司实施分红外，对于其高管的薪酬，也必须与是否给予了投资者实在的回报挂钩。否则，“重筹资轻回报”将永远是A股市场的一大“特色”。

    美国次债危机发生后，对其相关的金融机构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美林、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以及花旗集团等在去年四季度或今年均出现巨额亏损，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在今年3月份倒闭，而在过去一年之中，美国金融类股也遭遇了大幅跳水的厄运。散布虚假谣言，操纵股票价格等事件亦是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了这一救市的举措。

    此举无疑是一狠招，并且，在其影响下，美股强劲反弹270点，救市效果堪称立竿见影。美国的救市措施出台后，国内诸多人士都持赞许的态度。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表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采取措施稳定市场。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空军司令”之称的谢国忠就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采取救市手段。其同时表示，A股市场已经不处于正常状态。他认为现在的核心是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而是要做好市场监管，让股市可以自由发展。

    非常时期宜采取非常手段，美国的监管部门做到了这一点。其实，不只是美国，包括越南、巴基斯坦等国政府，在其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的关键时刻，亦是频频出手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早在今年5月份，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即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企业IPO，以及再融资。另外，其央行平准基金也进入市场救市。巴基斯坦政府救市则更有新意，规定“只许涨不许跌”，亦即将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从5％改为1％，涨停板则从5％改为10％。实际上，在越南相关部门救市的努力下，其股指从最低点的涨幅已经达到了30%。

    次债危机日益严重时，美国政府或出台措施，或注资.目前市场谣言纷起，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时又开始实施限制交易的救市办法，我们确实正如吴晓求所言应该向其学习。然而，国内监管层在出现类似事件时，到底又做了什么呢？

    中国平安巨额再融资导致暴跌，并且其后传闻不绝于耳，证监会保持了沉默。后来虽说要调查相关传闻，然而直到现在也没看到结果。股指的持续大幅调整，仅仅出台了不痛不痒的规范大小非减持以及降低印花税，这两项政策其实属于纠偏式的救市，是理应不该发生的“故事”。

    对于其后的下跌以及新低不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言论式的救市。如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四谈维稳，16年后《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再次面世，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篇幅为市场打气。但在另一方面，再融资的抽血闸门并未关闭，A股市场一如既往地要保持住其融资功能，并且还有“特批”、“创新”等方式的创新手段为上市公司的融资打开方便之门。

    从6124点到2566点，股指跌幅58%，市值缩水高达18万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市场人气涣散，投资者几近绝望，我们的监管层除了只有空谈的形式主义之外，再也无救市良方，而任由市场“市场化”地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不仅是对中小投资者不负责，与“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的理念相悖，而且更是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极端不负责。所谓的“长治久安”、“健康发展”、“有序运行”等在不作为面前，统统都是一块“遮羞布”。

    不仅如此，国内证券市场充斥着诸多的极端不公平，肆意践踏“三公”原则的事件时有发生，太平洋证券的离奇上市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就连所谓的“走过场”也没有，就凭证监会办公厅的一纸批复，一家“新”上市公司就此诞生。而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对于市场的广泛质疑，竟然连回应也没有，确实匪夷所思！

    股市维稳，美国再次作出了表率，我们该怎么办？ 

    股指持续下跌，中间还伴随着暴跌，市场信心在调整的打压下几乎丧失殆尽。指数高达58%的跌幅，近18万亿的市值缩水，凸显出A股市场的疲弱与无奈。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与降低印花税，没有真正凝聚投资者的信心，也没能将市场带出调整的泥潭。相反，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的消息刺激下，“印花税缺口”被彻底回补，并且还创出了2566点的年内新低。

    就像去年股指频频刷新历史高点时市场已经麻木了一样，对于今年以来的新低不断，投资者亦进入了麻木状态。当套牢与亏损成为当前市场的“流行色”，当所谓的“政策底”并不能真正演绎为“市场底”时，A股市场还有希望吗？如果有，希望又在哪里？

    在日前举行的某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中国股市长期向好，在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关注直接融资，加快推出创业板，加快私募股权基金和中小板的发展。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要抓紧解决相关部门在债券监管方面不协调的问题。他还建议，下半年或可采取“紧货币、稳汇率、调价格、松财政、补穷人”的宏观调控思路。

    事实上，对中国股市有信心的决非夏斌一人。此前，前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前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等都曾出面力挺股市。新华社于16年后再次发表《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以及人民日报以罕见的整版篇幅报道股市等同样都是在力挺。只不过，这些空谈式的言论经不起市场暴跌的一击，毕竟只有“市场才是对的”。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言的“政策缺陷或监管不足”，国内股票市场的问题其实正源于此。目前大小非被解读为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然而大小非的后遗症却是由于当初股改制度设计所造成的，也就有了4月20日晚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举措。尽管如此，此种补救措施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还有，不经过深思熟虑就来一声“半夜鸡叫”，不仅导致了诸多中小投资者的重大损失，还使A股市场再次步入“政策市”的阴霾中。

    市场存在自发的调节能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以目前的态势，如果以为依靠市场本身的调节，就可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无异于痴人说梦。说到底，市场还是需要来自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其实，在治市与救市问题上，市场是存在分歧的。但无论怎么说，在股市面临着重大危机的背景下，如果任其发展，其后果无疑将非常严重，并且，此代价也将是巨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改的成果已被无情地“吞噬”。本来希望借助于股改，消除A股市场的制度性风险，但现在看来，股改仅仅只是大小非的盛宴而已。股改之后，我们既没有看到原先两大对立股东群体之间利益取向的一致，也没有看到其价值观的趋同，剩下的只有产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掠夺。

    市场暴跌，既是为去年因为“非理发繁荣”吹大泡沫而埋单，同样也是为股改埋单。究其根源，也就是为“政策缺陷或监管不足”埋单。因此，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做文章，从制度上治市，才是真正的救市。

    纵观世界各国的股市，长期来看都是向好的，但对目前的A股市场而言，借力于政策纠偏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股指产生暴跌，股价“打折”甩卖。但对于众多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大小非来讲，即使目前的股价已是跌得面目全非，中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收益。因此才有了大小非的套现冲动，也才有了大小非被市场认为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尽管如此，还是有“另类”的上市公司出现。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不是趁机减持，相反却是增持。此举确实犹如一道优美的风景线，也给市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宁波华翔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晓峰自二级市场买入500万股，累计投入巨资6155万元；久联发展第一大股东久联集团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共增持公司流通股10万股；还有荣盛发展第三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耿建明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7.6万股等。

    股价遭遇暴挫时大股东增持股份，这几家上市公司并非是首吃“螃蟹”者。“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三一重工股改完成后，由于其时股指仍处于下跌态势中，加上市场对于股改存在恐惧感，三一重工为了避免其股价产生非理性波动，以维护投资者利益，在股改实施日就宣布，拟投入资金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增持规模不超过其总股本5%的股份。实际上，随着后来大牛市行情的启动与向纵深发展，其增持的股份获得了高达数亿元的不菲收益。

    毫无疑问，三一重工的增持行为不在于增持本身，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其投资者的信心。上市公司大股东愿意自掏腰包，至少表明其对于股价的不认同，更表明其对于企业的一种自信。退一步讲，即使A股市场没有前两年的火爆行情，以三一重工的发展前景，其增持部分获取收益当不成什么疑问，仅仅只存在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已。

    今年大小非的纷纷抛售，有市场出现暴跌的因素，有大小非获利了结的因素，笔者以为，关键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博弈中没有产生趋同感，拧不成一股绳，结果最终以产业资本的步步进逼而获胜。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资本掌握着估值的定价权，而金融资本则成为不幸的买单方。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估值产生泡沫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则是整个市场在为曾经的“非理性繁荣”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太大。

    股价的持续下跌，两大博弈的资本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合点”，也就是产业资本认同其估值的合理性，市场才会重新产生吸引力。或许大股东增持股份有保持控制权的考量在内，但另一方面，其估值是否合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此，大股东增持股份，一来增强了大股东对于企业的控制力，二来也可以提升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信心，更主要的则是体现出产业资本对于其估值的认同度。其实，这也与股指经过大幅暴跌后，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重新回归理性，上市公司股价日趋投资价值的事实相吻合。  

    今年以来股指的暴跌，无疑是吸引两大主流媒体关注股市的原因。从去年10月份的6124点，到2566点，股指跌幅高达58%，已经超过了2001年开始的四年多大熊市的调整幅度。并且，由于今年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对于证券市场而言，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股指的持续下跌，也导致投资者逐渐丧失了信心。

    其实，不光是两大主流媒体，包括前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前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等都对股市发表了看好的言论，而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更是四谈市场稳定。如尚福林近日就表示，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他还提出了四条措施，即坚持市场化导向，合理平衡市场供求关系，有序调节融资节奏；以适当方式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据；鼓励和引导长期资金入市；逐步完善股票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

    4月20日晚，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4月23日晚，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如市场所愿降低至1‰。受其影响，股指制造了一轮反弹行情，而在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之后，“印花税缺口”被彻底回补，并且还产生了岛形反转的走势，市场的弱势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是解禁后的大小非犹如悬在市场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好，还是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着的高通胀压力也好，A股市场处于极度疲弱中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要想真正维护市场的稳定，光靠发几篇维稳性质的文章，或者相关人员表态力挺市场显然是起不到效果的。

    如果时间回到几年前，或许各大报刊的维稳文章还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如今毕竟已经不同了。市场规模在扩大、投资者人数在扩充、对于市场的认知也在提升，任何空头支票式的而没有实质内涵的维稳，均不可能达到增强投资者信心的目的。

    因此，对于市场维稳，重要的是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重要的是要有制度来保证，而制度上的维稳才是其中的根本。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的形式主义。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言的“制度缺陷或监管不足”，国内证券市场经过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之后，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所在。对于A股市场的治理，也应该从制度建设与监管方面做足文章。

    其实，在治市与救市问题上，市场亦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认为不应该救市，有的认为应先救市然后再谈治市。不管其观点是否存在差异，毫无疑问，均不能忽视制度建设这一基本点，也即制度上维稳这一出发点。否则，即使监管层救市了，也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即使是实施治市，如果没有治到点子上，类似今年暴跌的一幕今后定然还会重演。

    当然，两大媒体对于市场的关注，其实也是释放出了某种信号。是来自高层的暗示也好，还是其自发的也好，至少对于稳定投资者的情绪有所裨益，尽管类似文章的影响力在日益降低。

    截止目前，来自不同方面的维稳言论并不少。遗憾的是，市场却只听到雷声不见雨点。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之后，如果空谈式的言论亦能提升市场信心的话，那只能说明市场的不成熟。市场当前急需的，是维稳措施中的“真金白银”，是真正拿机制中的缺陷开刀。唯如此，维稳工作才算是做到了点子上。

    罗杰斯早已是A股市场的名人了。不是因为他与索罗斯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不是因他近几年来频繁地进出中国。而是因为罗杰斯2004年5月的中国之旅，其成功地预测了A股的历史大底，并且还预测到沪深A股将迎来牛市第一波。事实上，从2005年6月6日股指探底998点之后，便展开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行情，最终在去年的10月16日摸高6124点。

    有了此次的成功预测，罗杰斯每一次来华其言论便备受关注。去年元月份，当罗杰斯接受央视采访时，对于其时的市场火爆，他认为中国股市正“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因此不会在此种环境下“进行投资或是买股票，想等一些事情发生、使股票下跌后再买入，且会买入更多”。罗杰斯的此番话导致股指产生百余点的暴跌，也使A股市场第一次有了以人物的名字命名的K线——“罗杰斯阴棒”。

    自此，罗杰斯对于A股的预测开始“飘忽不定”。一会儿看好，一会儿说坏，让投资者感觉亦是一头雾水。就在此次离开中国的几天后，罗杰斯在澳大利亚接受媒体采访时，完全否定了自己对中国A股进入泡沫的判断，更全面否定了中国股市“出现了十分危险的迹象”。去年4月份，罗杰斯在青岛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的股票价格已经很高，但是“如果价格下跌50%我就继续买进，如果价格上涨100%，我就全部卖出”。不过3个月后，兴奋的老人家又在上海“变脸”称，中国的股市涨3倍才卖，而且还给中国市场的发展下了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趋势判断”——中国股市将有80年的繁荣。

    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罗杰斯称“中国股市将有80年的繁荣”，也就是说国内经济将有80年左右的繁荣。此种愿望或许是好的，但事实上真的能达到吗？至少许多人都会表示怀疑。

    罗杰斯曾声称本世纪内中国股市有一天会涨到10000点，这与国内某些急进的股评家似乎不谋而合。不过，罗杰斯则显得圆滑得多，他说的是“有一天”，至于这“有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投资者还需等待多久，则更像是个“谜”。今年股指暴跌后，罗杰斯在深圳与南京面对媒体的提问，仍然表示，我一直认为中国是本世纪最值得投资的国家，这就是为何到现在我还没有卖出中国股票的原因！请不要再问我今年中国股市能到多少，我不知道今年中国股市会到多少，也不知道2009年中国股市会到多少。但本世纪有一天中国股市会到10000点，这需要多年时间。

    罗杰斯一直称他买进了中国股票，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买过A股股票。针对此前其所遭受的A股投资收益的质疑，7月9日，罗杰斯做出澄清，称自己从未买入过A股。原来他买H股、S股、B股或者通过美国市场来买中国的股票，但却没有涉足A股市场，仅仅只是一位A股市场的“品头论足”者，难怪罗杰斯对于A股市场能够信口开河。

    罗杰斯说他买进中国股票时，国内许多投资者都认为他买了A股股票。到底是国内投资者的“自作多情”还是罗杰斯在忽悠呢？罗杰斯的澄清，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对于A股，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所以他才会常常前言不搭后语，根本上没有什么逻辑，更谈不上什么责任。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内那些视罗杰斯的话为金科玉律者，或许因为“不卖”中国股票而在此轮暴跌中损失惨重。

    作为国际大师级的投资家，罗杰斯除了预测了A股大底及此后的一波大牛市行情之外，再也没有暴出有水准性的判断。罗杰斯今后或再有什么“预测”，或许国内投资者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娱乐”。俗话说，言多必失。罗杰斯常常拿中国股市开涮，实际上也是拿自己开涮。有国际投资大师之称的罗杰斯，其实也是一位“国际级”的忽悠大师。

    据媒体报道，中国证监会正酝酿将上市公司股市投资收益重新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此次主要新增6个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其中包括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等。

    沪深市场2007年度报告显示，除九发股份、*ST威达以外，按加权平均法计算，1574家上市公司去年平均摊薄每股收益为0.42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38元。另有权威报告显示，上市公司2007年度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152%，主要得益于其实现投资收益高达2500多亿元，该投资收益占到利润总额的18.7%。无论是非经常性损益在每股加权收益中的占比，还是投资收益占总利润中的比重，可以说比例都不算低。

    而在目前新股IPO、上市公司再融资以及T簇公司摘帽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如果扩大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范围，特别是对那些靠投资收益等手段粉饰报表的上市公司（券商等公司除外）而言，在剥离了这一部分之后，其实也是剥夺了这些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机会。而且，将投资收益重新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也无形中提高了融资的门槛。

    股市投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那些通过二级市场套现的一次性买卖来说更是如此。但上市公司必须以主业为重点，只有逐步做好主业，上市公司才能发展壮大。投资收益或许可以导致上市公司业绩实现一次“华丽”转身，然而不可能长久，而上市公司却可能借助于投资收益的增长满足融资或再融资的条件。

    融资门槛低早就为市场所诟病。股改启动后的大牛市行情，股价大幅上涨，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事件简直多如牛毛，其中就不乏浑水摸鱼的滥竽充数者。依靠投资收益增厚业绩实现再融资，这不仅对投资者不公平，也对其它上市公司同样不公平。

    因此，有必要提高融资的门槛。一方面可以将那些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挡在门外，将那些不具备再融资的上市公司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也无疑将使利用资产重组大玩数字游戏的T簇公司现出原形。

    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其实应该向主业业绩优良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倾斜，这不仅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根本诉求。优化资源配置离不开融资高门槛这一环节，否则，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A股市场的融资门槛在提高之后又出现了降低的迹象。如原先规定的再融资条件中，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已降低至6%，此举也为诸多上市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前两年中上市公司热衷于定向增发，主要是由于定向增发存在程序简单、费用低廉、易于成行等特点，其实也是门槛较低的缘故。

    实际上，国内证券市场之所以弊端频出，胆敢以身试法的违规者不断出现，就是因为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存在缺陷与漏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证监会重新界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不仅仅只是提高了企业融资（新股IPO）、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门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制度建设上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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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非限售股犹如一柄悬在市场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到底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事实上谁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尽管此前有数据表明，沪深市场解禁后的大小非限售股实际减持的比例并不高，而且其所占交易总金额与总市值的比例均较低，但是大小非乃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早已成为共识。

    成本低甚至零成本是众多大小非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即使相对于经过深幅调整后的股价而言，大小非的获利仍然不菲。某些大小非在解禁后纷纷套现甚至不惜冒着践踏游戏规则的风险减持，其实是源于利益冲动。然而，其利益冲动的背后，是整个市场以下跌作为代价的，并且，此代价还导致市场有不堪承受之重。

    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后，出于对监管层出台更多限制性措施的担忧，某些大小非通过二级市场与大宗交易系统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套现。特别是某些大宗交易，更让市场有犹如雾里看花的感觉。

    一方面是监管层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一方面是通过大宗交易系统的曲线减持，从中也凸显出诸如三一重工等承诺减持上市公司的可贵。事实上，上市公司大股东自紧“紧箍咒”，并非没有原因。其一是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所处行业、本企业有信心；其二是为了保持控股地位，而一旦实施减持后有可能退居“二线”；其三是股价大幅下跌后，已经达不到大股东理想的目标价位。相反，透过承诺减持，不仅体现出大股东的一种“责任”，更能体现出大股东的信心，进而在市场上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本质上，除了那些尚未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承诺减持还仅仅只是“个案”而已。大股东如果不是对企业的前景看好，定然不会做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承诺的。进一步讲，在所有股改前挂牌的上市公司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企业呢？又到底有多少是属于“滥竽充数”型的上市公司呢？

    如果上市公司是具有价值与发展前景的，对于其大股东来说承诺减持真的那么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此。因此，也就有了深交所的“作为财务投资人的‘小非’以股权投资盈利为目的，基本上不打算长期持有，是减持的主要力量”这一论断。

    “大非”承诺减持的不过区区12家，不到总数的1%，而作为其中的“小非”，却鲜有承诺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小非”以股权投资盈利为目的。资本市场上，“利”字当头，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小非”的减持却不能也不应该牺牲整个市场的利益，况且，在疲弱的市场中减持，亦损害了自身的利益。

    笔者以为，如果“小非”亦承诺减持，将更具有实际意义，毕竟作为产业投资人的“大非”倾向于持有股份。“小非”的承诺减持，不仅可以对“大非”构成一定的压力，最重要的，更能提升投资者的信心，而且，其在今后的减持中也能获取更大的收益。

    在已有诸多“大非”承诺减持的背景下，“小非”承诺减持才是真正的“新闻”。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拭目以待。